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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不开经，不讲史，只问了一句：
“你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？”
一人答：“为了学会写字，好给自己立遗嘱。”
一人答：“为了弄明白，为什么我女儿问我‘妈妈，女人一定要嫁人吗’时，我竟答不上来。”
一人答：“为了有一天，我能挺直腰杆对儿子说：你母亲不是谁的妻子，她是她自己。”
阿芜听着，眼眶渐热。
她缓缓开口：“我十五岁那年，被人卖进侯府为奴。他们剪了我的发，烙了我的脸，逼我跪着吃饭，说这是‘规矩’。三年里，我没说过一句话，不是不能说，而是不敢说??因为我怕一开口，就会哭出来。”
台下寂静无声。
“后来我逃了出来，一路乞讨，被人打骂，被狗咬伤，差点冻死在雪地里。可我活下来了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坚强，而是因为有一个陌生的老妇人，在我快断气时喂了我一碗热粥，还对我说：‘孩子，你说句话吧，只要你说，你就还在。’”
她顿了顿，声音微颤：“于是我说了。我说：‘我在。’”
“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活过来。”
“所以今天，我不教你们如何取悦他人，不教你们如何忍耐委屈，更不教你们如何成为‘好妻子’‘好母亲’。我要教你们的，只有一件事??**如何说出‘我在’这两个字，并让它响彻天地。**”
话音落下，全场肃立。
柳芽站起身，高声领诵：“我说我在！”
“我说我在！”三百余声齐应，声震屋瓦。
那声音穿过城墙，越过市井，传到皇宫深处。皇帝正在批阅奏章，听见此声，手中的朱笔一顿，随即起身，脱下龙袍，换上素衣，步行出宫，直奔昭明书院。
他在门外跪下，不求见，不言语，只是静静听着那一声声“我说我在”，如同聆听天籁。
而在遥远的北疆，一位戍边多年的女兵在战壕中展开一张泛黄的纸，那是她从家乡带来的《名始录》抄本。她用冻僵的手指，在空白处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：
**陈九妹，生于乱世，死亦不降。**
她抬起头，望向星空，轻声说：“我在。”
那一刻，仿佛整个北方的寒风都为之停息。
数月后，阿芜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中只有一幅图：一座倒塌的牌坊下，开出一朵紫鸢尾，花蕊中藏着一面小小的铜镜，镜中映出无数女子的面孔，每一张都在微笑。
背面写着：
>“铃声不止，因爱未熄。
>唯有当她们彼此扶持、彼此照亮之时，我才真正重生。”
阿芜将信置于案头，每日晨起必看一眼。她知道，这场战争远未结束，仍有女子被囚于深宅，仍有孩童因性别被溺毙，仍有官员暗中抵制新政。但她也看见，越来越多的母亲开始教女儿识字，越来越多的女儿敢对父亲说“不”，越来越多的女人走进书院、走上公堂、站上讲台。
这一年冬至，京都大雪。阿芜在昭明书院主持“鸣心祭”，千名女子齐聚，每人手持一盏纸灯，灯上写着一个曾被遗忘的名字。她们将灯放入河中，顺流而下，如星河倒悬。
柳芽站在她身旁，忽然问：“先生，您觉得苏婉老师会满意吗？”
阿芜望着满河灯火，轻声道：“她若不满意，就不会让紫鸢尾年年复开。”
风起，雪落，灯火不灭。
多年后，当《昭明史稿》修成，第一卷首页赫然写着：
>**“自古史笔如刀，削尽脂粉，独留须眉。
>今吾辈执笔，不为颂圣，不为媚权，
>只为还天下女子一个‘在’字。
>此书所载，非烈非节，非贞非顺，
>唯一‘人’字而已。”**
而书末附录，是一份长达三千页的名录，从沈清漪到谢知非，从张明理到陈九妹，从每一个曾被抹去的“某氏”，到每一个敢于写下“我”的灵魂。
最后一页，只有一行小字：
**“下一个名字，由你书写。”**
那一年春天，弘文馆旧址改建为“女子立名堂”，堂前立一口巨钟，名为“鸣心”。每日辰时三刻，由一名幸存者后代执槌击钟，钟声传遍四方。
人们说，若在深夜静听，仍能听见隐隐铃声，与钟声应和，宛如心跳。
阿芜已年过六旬，双目依旧不见光明，却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。她常拄杖行于书院廊下，听学子读书声琅琅，看春风拂过梨花，紫鸢尾悄然绽放。
她知道，有些痛永远不会消失，但正因为记得痛，才更懂得如何温柔。
她也知道，胜利不属于某一个人，而属于所有曾在黑暗中伸手、在沉默中开口、在绝望中依然相信“我在”的人。
某日黄昏，一个小女孩跑来拉她的衣角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婆婆，什么叫‘我说我在’呀？”
阿芜蹲下身，握住她的手，轻声说：
“就是告诉这个世界??你不是影子，不是附属，不是错误。你是真实的，你是重要的，你是值得被听见的。”
小女孩眨眨眼，忽然大声喊道：“我说我在！”
声音清脆，如铃初响。
阿芜笑了，泪水滑落。
她知道，春天，真的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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