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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达胜这话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，那位“贵客”十有八九是南衙的人，可他从头到尾没提“军队”、“军需”半个字，只含糊称作“有身份的主顾”。
这般说辞，既撇清了恒荣祥“定制军服”的嫌疑，又把后续“衣裳变军衣”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，仿佛恒荣祥只是做了笔再普通不过的买卖。
郁修明自然听懂了这层机锋，却不能就此打住，有些证词必须从徐达胜口中明说出来，才能作为依据。
他往前倾了倾身，继续追问：“既只是普通买卖，那为何你号所制之衣，会穿在南衙军士身上，被指认为军衣戎服？”
徐达胜立刻露出一副无辜又无奈的模样，摊开双手，语气诚恳，“大人，这小人是真管不着啊！”
他顿了顿，像是在斟酌措辞，“我们做买卖的，讲究的就是一手交钱、一手交货。
客人买了衣裳，是自己穿，送亲友，还是拿去做别的用处，我们哪能干涉？
就像绸缎庄卖了绸缎，总不能管客人是做新衣，还是做帐幔、荷包吧？”
这话说得有理有据，郁修明一时竟无法反驳。
徐达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必须把“定制”的关节彻底撇开，只留下单纯市场交易的事实。
军队在外征战，缴获的物资除了按规矩上缴朝廷的分成，剩下的本就可自由处置，南衙将官在市场上采买物资，本就合乎惯例。
不过祝明月更认为，这背后其实是朝廷制度的漏洞，财务、供给、采购、监督各环节相互脱节，底下的将官手握极大自主权，朝廷只能放任自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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