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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陈刘二人之前上报 和先的方案是首批招收20户家庭作为前期人员，暂时不考虑他们的专业特长，只要感觉一家人老实听话、吃苦耐劳即可。先进城寨做一些基础的工作，比如开启大灶提供大锅饭、简单的清洁、临时帐篷的搭建等等。不找有专业特长的，一是初期用不到，但深层次的想法是让后面招进来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家不被这些“前辈”欺负，毕竟人性中是有这个潜意识的。
林波就是看到这个招工启事后来应聘的一位。林波，原名林阿九，香山县淇澳岛渔民，1895年加入兴中会，因擅长潜水、熟悉珠江口暗礁，被派往香港担任“海上交通员”——为革命党运送枪械、传递密信。他与陈铁生相识于1899年冬，当时陈铁生受孙中山指派到香港联络会党，林伯用渔船将其从澳门偷运至广州，两人志趣相投，从从此以“兄弟”相称。
1900年8月，林波得到紧急消息，因叛徒告密，陈铁生被清廷暗探追杀，要求他速去营救。三日后，林伯在珠江口接到陈铁生的尸首——他被清廷杀手用鱼叉刺穿胸口，沉在虎门滩涂。林伯买通仵作，用棺材夹带尸体偷运至香港偷偷下葬。随后去新会县外海乡接上陈铁生的妻子李秀兰（此时怀有身孕）、陈父、陈母和陈铁生未满周岁的儿子陈永年，连夜逃亡香港。
到香港后，为了不在日常交谈中被他人看破，林波化名为陈瑞昌，就是陈铁生参加革命前的原名，认作陈父陈母的义子，与李秀兰夫妻相称，但私下相处一直礼敬不逾矩。
1900年8月的香港，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卷着咸湿的潮气，码头上挤满了扛着木箱的苦力。林波背着裹在褪色的蓝布襁褓里的陈永年，搀着拄着竹杖的陈母梁氏，李秀兰扶着腰间别着半截木尺的陈父陈阿福，五口人站在油麻地码头，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“唐楼”——二层木楼挤作蜂窝，晾衣绳上飘着补丁摞补丁的衫裤，楼下伙计正用竹竿敲打驱赶蹲在墙根的野狗。
“阿九哥，这……这就是香港？”李秀兰的声音发颤，她隆起的小腹撞在林波背上，疼得直吸气。
林波没答话。他怀里的钱袋只剩三枚铜元——这是他用渔船抵押换的最后盘缠。三天前，他们在新会外海雇了艘“红头船”偷渡，船家收了五两银子，临到岸却把他们扔在荒滩，说“朝廷的炮艇在追，顾不得了”。
他们沿弥敦道往九龙走，路过“湾仔客栈”时，账房先生扒着窗口喊：“一间房五港元！押二付一！”陈父颤巍巍摸出钱袋：“阿九，咱就住这儿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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