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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最后一个季度，大明联邦的政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松弛。
这种松弛并非源于矛盾的消解，而是源于各国统治阶层对虞国动向的重新判断，当朱昭熙在不其城接连召开劳动国际会议与虞国劳动党二中全会后，那些曾惶惶不可终日的皇帝、资本家和封建庄园主们，终于慢慢回过味来。
最初的恐慌几乎席卷了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。明国松京皇宫的御前会议上，朱祁钧曾连续三天追问"虞国是否在策划跨国革命"，户部呈上的密报显示，全国有十七个州的工厂主自发提高了工人工资，理由是"防患于未然"。
宁国的议事会甚至通过了《外资企业保护法案》，规定"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宁国在联邦各国的产业"，其针对的正是虞国推动的国有化浪潮。越国议会则紧急修订了《集会法》，将"未经批准的工人聚集"量刑提高至三年监禁。
连肃、辽、秦、晋等小国的统治者也如临大敌。肃国的庄园主们连夜销毁与雇工签订的不平等契约，辽国王室则突击"恩赐"工人们每周增加半天休息，秦、晋两国的边境关卡甚至开始盘查往来商人携带的书籍，凡印有"劳动集体"等字样的一律没收。
他们恐惧的逻辑很简单：虞国既然能在自己国内清理"投机分子"，就必然会鼓动他国的无产阶级效仿，而一旦革命之火燃起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。
这种恐慌的消解，始于对虞国两份核心文件的解读。当《不其城共识》与《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决议》通过各国间谍网络流传开来后，明国的内阁大臣们发现，文件中反复强调的"初级阶段自愿合作不干涉他国内政"，与他们预想中的"革命输出"相去甚远。
让朱祁钧等人松了口气，至少在明面上，虞国并未挑战联邦宪章规定的"宗室统治权"，他的这个姐姐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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