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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结果公布后,代国使节在联邦议会质问代湘国代表,得到的回复是:“接入中武洲线路,货运成本可降低29%,这是账本算出来的,不是血缘决定的。”
这种“务实转向”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。南武洲诸藩的国防采购中,60%的武器来自六大强国:明国的制式火枪装备了辽燕国、秦汉国的军队,虞国的轻型火炮列装于楚齐国、蜀田国的要塞,越国的蒸汽战船则成为韩武国、沈吴国的海军主力。
相比之下,南洋诸国提供的传统兵器因性能落后,逐渐退居二线,仅用于训练或仪仗。
南洋诸国并非没有察觉这种疏离。联邦二十六年,代、庆、韩等七国联合提出《南洋-武洲协同法案》,试图通过统一关税、互派质子、联合军演等方式强化联系,但南武洲三十三国中仅有九国签署,且签署国在实际执行中多打折扣。
庆封国虽加入关税同盟,却私下与宁国达成“补充协议”,对宁国商品额外减免3%的税率。
这种表面尊敬、实则自主的态度,成为南武洲诸藩的生存策略。他们在官方文书中仍称南洋母国为“上国”,君主即位时会遣使请求“册封”,但涉及核心利益的决策从不退让。
联邦二十七年,肃国要求肃秦国将铁矿开采权移交肃国商人,遭到严词拒绝,肃秦国首相在回复中写道:“武洲的资源,首先要满足武洲的发展。”
与越系十国的协同发展不同,南武洲三十三国因出自不同母国,始终未能形成统一阵线。联邦二十四年成立的“南武洲互助会”,虽有三十三国加入,但仅在打击海盗、共享气象数据等非核心领域达成共识。
涉及关税协调、技术标准统一、资源分配等议题时,各国往往因利益分歧而搁置。
竞争甚至多于合作。鲁申国与晋唐国为争夺一条铁路的起点选址,各自向宁国、明国寻求支持,最终导致线路规划延迟两年。
楚吴国与蜀齐国在蔗糖出口上相互压价,使南武洲蔗糖在联邦市场的价格三年内下跌17%;辽简国则利用与明国的特殊关系,垄断了中武洲至南武洲的陆路运输,引发其他国家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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