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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次，部落遭遇雪灾，粮秣短缺，有族人提议劫掠弱小部落，母亲却召集僧人与长老，开仓放粮的同时，以 “因果报应” 劝导：“劫掠虽解一时之困，却结下世仇，日后必遭反噬；若互助共济，待雪化后合力放牧，方能长久安稳。” 最终，各户匀出存粮，渡过难关，也让佛法的 “互助” 理念深入族人心。
回忆起母亲的佛治实例，萧虎愈发清晰求佛的现实意义。当前与基辅的合作虽达成 “协同护民” 的共识，但仍有两处实务困境：一是教会与领主在慈善物资分配上各执一词，教会想优先分给信徒，领主想按户籍均分，争执不下；二是商路沿线的小部落对 “协同规则” 不信任，担心大元与基辅联手欺压他们，迟迟不愿加入商路联盟。
萧虎揉了揉眉心，翻开与尼古拉的辩论记录，在 “慈善分配” 与 “部落信任” 旁画了圈。母亲当年化解牧地纠纷，正是用佛法的 “平等” 打破族群隔阂；化解雪灾危机，是以 “互助” 凝聚人心 —— 这恰能应对当前困境。若能求得高僧对 “平等施善”“众生互助” 的阐释，或能让教会与领主放下分歧；若能带回佛法在部落治理中的实例，也能打消小部落的疑虑。
他还想到中枢的长远需求：忽必烈推行 “汉法” 与 “草原法” 并行，却时有文化冲突，佛法作为元代各民族都能接受的精神纽带，若能结合实务形成 “佛治辅助” 的策略，或许能缓解冲突。比如中都的养济院，若引入佛法的 “慈悲” 理念，由僧人参与管理，既能增强公信力，又能让不同信仰的百姓接受救助。
更重要的是，尼古拉虽信奉东正教，却对 “惩恶扬善” 的普世理念认可，若大元能以佛法的 “圆融” 展现包容，而非单纯的实务对策，更能拉近与基辅的心理距离，为商路与文化交流筑牢基础。这些实务考量，让 “遣使求佛” 不再是个人感悟，而是服务于中枢使命的重要举措。
辰时三刻，萧虎让人唤来郭敬之、赵全、孙和。三人入内时，见案上摆着《金刚经》残页、《元史?释老传》与基辅合作清单，便知有重要议事。萧虎示意三人坐下，将残页推至桌心：“诸位可知这残页的来历？当年先母曾用它化解部落纠纷，借佛法的‘圆融’补权力之不足。如今与基辅合作遇困，我欲遣使赴萨迦寺求佛，取智慧以助实务，特与诸位商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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