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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居民的门窗，也被敌军和日本浪人拆去。
WH市民更是苦不堪言。
最有名的就是三块砖和八块钱。
此时的WH市民完全失掉了自由，如果没有由汉奸或日本浪人手里买来的“通行证”，休想出门一步。
即便有“通行证”在手，行路时也得小心，经过敌军岗哨时，必须脱帽鞠躬才准通行，否则便要尝尝“三块砖”刑罚的滋味。
所谓“三块砖”，一块砖垫住膝头跪下，一块砖捧在两手中高高举起，一块砖顶在头上。
在这种境遇中，另有一种人，借机敛钱，作活通行证，那便是白俄。
凡是无“通行证”而必须出门的人，都要请一名白俄领路，沿路向日军哨兵敬礼，便可通行，这种领路的代价，每次法币八元，而且包接包送。
有几个住在法租界内的人，便是用这种方法，由法租界至特三区，又由特三区回法租界。这是日军有组织的敛钱方法，白俄所得的领路费，只能收用一小部分，大部分要献给日军。
除了“通行证”外，又有“良民证”。
日军对武汉的管理十分严格。只有在武汉的常驻人口才有可能被颁发一本所谓的“良民证”，如果是从外地逃难来汉的人根本无法取得该证。
持有这个“良民证”的居民，每天要将证件放在自己的身上以备抽查。
当时在武汉很多要道都设置检查的关卡，没有“良民证”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抓。日军将所有的居民每10户绑定在一起，彼此保证不违抗日军的管理，不参与地下反抗组织等活动。
只要10户中有任何一户的家人出现上述行为，其他9户都有可能遭受牵连，甚至被杀害。
至于孟绍原那个时代，电影电视里在武汉来去自如的中国特工，大杀日寇汉奸的场面，根本就不可能出现。
秘密的抵抗组织有，但他们充其量只能在日军驻地附近进行一些小的破坏活动。
而他们最大的成就，就是将武汉城内的情报秘密的传递出去。
军统曾经想在武汉进行一次暴动，结果还在筹备，就是因为“良民证”和“连坐法”，让这次行动彻底暴露，军统四人被击毙，十四人被俘。
“良民证”是日本人的一大“发明”，这本小小的证件，在抗战前中期帮了日本人的大忙。
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就和“派出所”是日本人带来的一样，“良民证”这也算是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的雏形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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