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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淮盐商的发迹，与大明朝的盐业政策紧密相连。明初，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，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九边重镇，驻军规模庞大，军需供给困难重重。为此，明朝政府实施开中制，允许商人向边镇的边仓纳粮，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（盐引）。
晋陕商人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，他们从内地源源不断地运送粮食等物资到边镇，换取盐引后再到指定盐场领盐贩卖。而蒲州王氏家族，就是通过向大同仓、太原仓交米换得盐引，然后南下扬州两淮盐场领盐，从而积累了原始资本，逐渐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盐商。
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明初实行开中法时，陕商和晋商因邻近“九边”，凭借贩盐的暴利迅速崛起。而明中期以后，开中法取消，食盐主要产地在两淮，集散地又在扬州，徽商因地缘优势开始雄起。
当“开中制”改为“折色制”，朝廷直接给边关拨付饷银，不再以盐引兑付粮饷，山陕盐商纷纷转移到扬州。为了与徽商抗衡，地域风俗习惯相似的陕商与晋商时常联合，遍布全国的“山陕会馆”，就是这种“秦晋之好”的地缘产物。
扬州城中的两淮盐商，以陕、晋、徽三省最多。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曾有这样的论断：“天下富家，积资满五十万以上，方居首等。”按他的看法，当时全国够得上“首等”的只有十七家，其中“山西三姓，徽州两姓”。
山西的三姓就是三原的梁氏，蒲州的张、王两氏。这其中的张、王两氏更是亦官亦商，依靠错综复杂的家族联姻，大多拥有根基深厚的官场背景。
王氏祖上王瑶的二子王崇义为盐商，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、陕西按察使、河南布政使、右副都御史、兵部右侍郎、宣大总督等职。
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侨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，二姐则嫁给了同为蒲州盐商的张允龄。张允龄之子张四维，在万历年间曾任内阁首辅。张四维之弟张四教，则在河东与长芦两个盐区是数一数二的大盐商。
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王家在两淮盐商之中地位十分的尊崇，虽然如今的王氏虽然大不如从前，但也绝不是三爷这种地头蛇能轻易招惹的。
就在此时，送亲队伍中突然一阵骚乱，两道身影如脱兔般冲出人群，向着崇祯等人的方向跑去。崇祯见状，下意识地望了过去，却是两个年轻的女子。
“给我追！”那家丁首领手一挥，十数人立刻如饿狼扑食般急忙追了上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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