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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初入仕途：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碰撞
嘉佑六年（1061年），苏轼通过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考试，获“第三等”（宋代制科最高等级）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这是他首次离开父亲，独立踏入仕途。然而，从地方到中央，从改革支持者到质疑者，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。
2.1 地方历练：凤翔的“循吏”实践
凤翔（今陕西凤翔）地处西北，是宋夏对峙的前线。苏轼到任后，发现当地百姓深受“衙前役”之苦——官府强征民夫为官府运输物资，稍有延误便“破家破产”。他上书朝廷《论衙前役事》，建议“以官榷酒务羡余钱买扑坊场，募民输钱免役”，既减轻民负，又增加财政收入。此策虽未被完全采纳，却展现了苏轼“务实为民”的政治智慧。
此外，凤翔多旱灾，苏轼常“斋戒祷雨”，甚至“以身代牲”（《喜雨亭记》）。他在《和子由蚕市》中写道：“蜀人衣食常苦艰，蜀人游乐不知还。”这种对民生的关切，并非空泛的口号，而是贯穿其一生的政治底色。
2.2 变法风云：从“拥护”到“质疑”的转折
宋神宗即位后，王安石推行“熙宁变法”，试图通过“青苗法”“市易法”“募役法”等富国强兵。苏轼最初对新法抱有期待，曾在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》中肯定“陛下诚有意更张，则宜先择其切于民病者而图之”，但很快发现新法在执行中“求治太急、听言太广、进人太锐”（同上），导致“小民受害”。
例如，“青苗法”本为抑制土地兼并，规定农民可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贷，秋收后加息偿还。但地方官员为完成指标，强行摊派，“贫者得钱轻用而多取，富者不敢贷而贫者耗”（苏轼《上清帝第七书》）。在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任上，苏轼目睹“饥民相食”的惨状，写下《论给田募役状》，指出“新法之弊，在于不察民情，以法令之威强民所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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