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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恒这番话应该是贾谊教他的，就当时的环境来讲，这番话还是很具人文关怀的。这番话拿到什么时候也不过时。
贾谊接着建议去掉同样沿袭自前秦的什么诽谤罪，妖言罪，就是不让人随便说话的法律，刘恒也同意了。
贾谊又上书，说国家应该重视农业生产。大汉帝国从立国到如今二十多年，一直以来各方面的政策都很宽松，甚至有点放任。农业生产也有其先天缺陷，比如投入产出比不高，靠天吃饭风险大等等，大家都不去种地，都在想办法多捞钱，社会风气也跟着变化，奢侈之风开始兴起。
贾谊觉得这不是好现象，农业毕竟是国家基础，赶上战争灾荒问题就大了，所以上书要求大力发展农业。
刘恒再次同意并且全力支持，亲自下地耕田，并且把已经很低的农业税再次减掉一半。
不过并不是贾谊的所有提议都能在刘恒那里通过。
比如贾谊要求改历法，改官服，重定官名，大兴礼乐等等，刘恒就不同意，这些东西都是高皇帝刘邦留下来的，刘恒觉得随便改的话影响不好。
贾谊的积极性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，继续高调参政，凡是他看不对的都要求改，刘恒只要觉得有道理，就同意并实施，一直到后来的一次提意，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。
当年刘邦因为军功的关系封了一批候，理论上讲，这群侯爷们应该跟封王的人一样，都去自己的封地，这叫之国或曰就藩。比如周勃封绛侯，他就应该去绛县(今山西绛县)待着。
但是由于各种原因，例如官职在身等等，这些人无论活着的还是后代继承封号的，大部分都在长安。这个很好理解，在首都混多有前途，比回封地做个土财主强多了，就像现在大家都拼命去北京一样，天天堵车也乐意。
侯爵靠封地的老百姓供养，封万户就是这一万户的税收都归你。这就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，比如交农业税，通俗地说就是交公粮，如果侯爵人在封地，大家走两步就能把粮食交上，但是这些人都在长安城，封地离着近的也就罢了，离着远的老百姓就苦了，走几百上千里的路来交税，劳民伤财。
贾谊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，上书皇帝，说这些侯们都该去自己的封地。
此议一出，肯定是引来一片反对之声，想想这些侯们，要么是非常高级的国家干部，要么是军功在身，不可一世，动不动就老子当年提着脑袋怎样怎样。再加上贾谊平素的表现太过耀眼，吸引了太多人的注目和赞赏，老家伙们都感觉受到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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